一次美學與科學交融的跨界寫作嘗試

當代西方美學學者安伯托·艾柯的學術起點為對中世紀美學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托馬斯·阿奎那的美學問題》聚焦于探討中世紀著名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所涉及的古典美學問題。在這篇博士論文出版兩年后，他又發表了延續這一研究思路的論著——《中世紀的藝術與美》�；�于對中世紀美學的深刻認知以及他對當代美學的鏡鑒和反思，艾柯的第三部學術著作《開放的作品》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思路進行了極大的拓展。

在《開放的作品》中，艾柯探討的問題不再局限于中世紀美學，而是充分展示出他廣闊的關注視野：喬伊斯的意識流小說、布萊希特的“史詩劇”、以羅伯·格里耶為首的新小說派、以達達主義和未來主義為代表的實驗文學、潑色畫派等“非形象派”繪畫、非調性音樂等。艾柯將20世紀幾乎所有的先鋒藝術都囊括在內，以此來實現他的宏偉目標：建構一個具有交流性和融合性的藝術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藝術作品與觀賞者是可以相互溝通和欣賞的，正如艾柯所論述的：“‘開放作品的結構’將不是不同的作品的個別的結構，而是一種一般的模式，它描繪的不僅是一組作品，而是一組這樣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它們同它們的接收者之間存在一種確定的欣賞關系�！�

正是這種交流性和融合性決定了艾柯藝術體系的獨特性：它將不再是一種全面客觀的實在體系，而是在維持一定精準度和清晰度的基礎上，體現出豐富的雜糅性和不可測性。雜糅是因為艾柯本身涉獵的藝術形式很廣，在構建藝術體系時又旁征博引，使用了各種美學理論，如中世紀寓意理論、浪漫主義詩學、直覺美學、實用美學、象征美學、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等；不可測則是源于艾柯多次強調“開放的作品”這一體系并不是固定和封閉的，而是代表一種“開放的、運動的局面”。不過，如果艾柯的體系只是龐雜，而不能消除混亂局面的話，那么這一體系就有了學理上的缺陷。因此，引進一定的精準度和清晰度是極其必要的。艾柯對科學理論和實證方法的借用正是他彌補缺陷的重要手段。而在實踐過程中，艾柯對美學與科學交融的藝術體系的構建充分展現了其作為理論大師的風采。

體系的構建理論：阿奎那的啟示

托馬斯·阿奎那對艾柯的美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中世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托馬斯·阿奎那并未一味宣揚神學的唯一性，他試圖將信仰與理性融合，這一積極的嘗試也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超驗與經驗、信仰與理性之間尋求道路是中世紀神學發展到后期的一種追求。托馬斯·阿奎那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在這種追求中蘊含的思維方式帶有科學理性的色彩。阿奎那曾明確指出，“神學是一種科學，因為它的理論源自更高級的科學之光，即上帝和神賜之光”。這充分展示了他將神學和科學相融合的意圖，而這也啟迪了艾柯。另外，阿奎那還通過賦予中世紀神學更多的象征和寓意，使從更多維度進行神學闡釋成為可能，從而弱化了當時過于偏激的神學權威思想。阿奎那的美學思想也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其試圖在先天的靈感與后天的訓練之間找到平衡，這表現出阿奎那的美學思想達到了超驗性與經驗性的統一（張志慶《托馬斯·阿奎那與西方20世紀美學思想》）。受阿奎那的影響，艾柯在藝術體系構建上也是如此，始終游走在意圖超驗和實踐經驗兩種立場之間。

阿奎那鮮明的融合性思維方式正是艾柯構建藝術體系的重要理論來源。艾柯之所以能將美學思想和科學思想融合在一起，是因為對阿奎那思想的研究為其做了充分的思想鋪墊。

體系的構建方法：現代語言學與結構主義

現代語言學對艾柯體系構建方法的影響十分顯著。在《開放的作品》中，第二章《詩的語言的分析》就是利用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對“開放性”這一概念進行闡釋。艾柯主要使用了索緒爾關于語音和語義的二分法，兼用奧格登、理查茲的“三角”理論。他用這些語言學理論分析經典文本，如但丁的《神曲》和喬伊斯的《為芬尼根守靈》，借此對其體系的“開放性”進行了闡釋，并得出結論——“開放是信息量的擴展”。

當下，現代語言學已經被定義為研究語言本質、結構和發展規律的實證科學。艾柯《開放的作品》主要引用了現代語言學奠基者索緒爾的理論。索緒爾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自然科學教育，這為他后來在語言學學科中引進實證科學方法打下了基礎。索緒爾早期的學術論文《論印歐系語元音的原始系統》體現出了他與以往語言學家研究方法的不同。在這篇有關語言的歷史研究的論文中，索緒爾沒有采用傳統的歷史比較法，而是將原始印歐語的語音系統看成一個有規則的整體結構，并從語言結構的不規則處著眼，擬測原始印歐語的元音系統。這種通過考證研究不符合系統一致性的現存個例來還原舊有系統的方法，帶有強烈的科學實證性。它不再是之前歷史比較法中依據現存材料對比并推演得出直接結論，而是通過實例考證進行的系統性研究。該實例考證也在半個世紀之后得到了印證，因為人們發掘出了古印歐語赫梯語的材料，其體現了索緒爾在半個世紀以前擬測的正確性。

除了實證系統研究的方法以外，索緒爾還在語言學研究中借用了解析幾何學的縱橫坐標軸，并形成了橫向組合與縱向聚合的理論。這種縱橫坐標的方法主要體現在索緒爾對語言學歷時研究和共時研究的區分上。橫軸性質的歷時研究和縱軸性質的共時研究共同構成了索緒爾關于語言學的完整研究體系。在索緒爾之前，大部分語言學家更多地采用歷史學的方法研究語言，所以過于偏重歷時研究。為了使縱橫軸研究回歸平衡，索緒爾更加強調縱軸性的共時研究。索緒爾對共時研究的重視直接使得結構主義崛起，因為共時研究相較于歷時研究更看重語言單元在整個語言系統中的地位，而不是在歷史發展中的演變。這要求對整個語言系統進行結構性梳理，只有這樣，才能明確語言單元在整個系統中的功能，從而確立其地位。這種強調共時性和系統性的方法正是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基石，同時也是語言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一種準科學性衍變。在之前的學科研究中，對學科歷史研究的過分倚重和對個人體驗的過分強調導致人文學科在發展到一定時期暴露出相應的缺點，也就是在推導與證明時缺乏直接實證，從而使得整個論證過程的精準度和清晰度嚴重不足。而結構主義適時地、有針對性地對這一缺點進行了反撥。結構主義在宏觀上重視對整個系統結構和運作機理的把握，在微觀上又十分注重每一步推導在邏輯上的嚴密性和相關的實證證明。這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艾柯改良的結構主義方法最終使其體系大獲成功。在人們看膩了那些過于重視個人感受和經驗的藝術體系后，這種帶著科學本應具備的嚴謹性、結構性和開放性的體系讓人們眼前一亮。這無疑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體系的構建實例：“開放性”的信息學實證

《開放的作品》第三章《開放性、信息和交流》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典型的體系構建實例。在這一章的開頭部分，艾柯就對其體系構建的特點進行了闡釋：“這種特殊的美的局勢，對很多現代詩所追求的‘開放性’下定義的困難，所有這些使我們現在不得不對科學方法進行考察，即對信息學理論進行考察�！边@段闡釋具有三重含義：第一，艾柯首先說明了自己所構建的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是“特殊的”，因為它所處的“局勢”是“特殊的”，這恰恰表明這種方法是針對特殊情況所采用的特殊方法，體現出了艾柯在方法論上的嚴謹性；第二，艾柯同時提到了造成這種局勢的原因，即“對很多現代詩所追求的‘開放性’下定義的困難”，這反映了艾柯對一個術語定義所要求的精準度；第三，出于對這種精準度的考慮，艾柯接著說明他將只能求助科學方法，尤其是信息學理論。仔細分析艾柯的這些辯護性或說明性的說辭是很有趣的，因為通過這種細讀，我們可以看到艾柯在對科學理論的使用說明方面十分謹慎。

之后的具體論證過程也是如此。艾柯先是“小心翼翼”地將信息學理論呈現了出來，雖然其中有他個人對信息學的一些理解說明和一些有趣的小案例，但總的來說是展示性文字。為了增強這部分的科學效果，他甚至將相關的對數公式也保留了下來。這些帶有自然科學顯著特征的文字直到介紹完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信息概念才算暫時告一段落。而在使用“信息”和“概率”這兩個概念方面，艾柯更是“如履薄冰”。由于對這兩個概念無法進行明晰的直接聯系，他采取了數學證明中十分常見的做法。在數學證明中，當我們無法證明“A”與“B”的相關關系時，我們可以尋找一個更容易處理的“C”，然后先證明“A”與“C”的相關關系，“C”與“B”的相關關系，繼而就可以證明“A”與“B”的相關關系。而艾柯找到的中間概念“C”是“語義”。艾柯充分地論證了信息和語義的相關關系，同時說明了語義和概率的相關關系，從而證明了信息與概率有相關關系。他最終得出結論：“一個信息越是擁有越多的語義，那么它就越有更大的概率，它的結構中的每一個轉化就越是可以預見�！标P于這一點，利物浦大學的教授大衛·希德的論述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艾柯論斷含義和信息是有區別的，前者是從簡單的外延性陳述而來的，而后者更帶有不可預測和暗示的意味。一段表達明確的文字在含義上是高效的而在信息量上是低下的�！�

在完成對概念的厘清論證后，艾柯才松了一口氣，開始從科學維度向美學維度過渡。他舉了一個關于戀語的例子，尤其是熟稔地假設發出戀語的人恰好就是彼特拉克的情況。眾所周知，彼特拉克是文藝復興初期非常有名的“情圣”詩人。將他對情人的戀語和普通戀者對情人的戀語稍作對比分析，就能得出一些很有趣的結論。在戀語這種特殊的語言情境中，一般而言，其語義都是大致相同的，無非是表達戀者對情人的熱戀之情以及這種情感對自己的影響，換言之，就是“我愛你”以及“我因為愛你而感到甜蜜或是帶著苦澀的甜蜜”。那么，既然從語義角度來說，戀語的內容幾乎是一致的，那么按照前文所述，我們可以從信息角度下手。一個普通戀人的戀語無疑是煩瑣絮叨的，因為他沒有辦法精準地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愛意，更無法將自己的內心展現出來。而彼特拉克則不同，由于他非常清楚語言是不能將情感和內心完整地表達出來的，所以他選擇只使用幾個非常有沖擊力的意象抒發這種情感。譬如，當一般人不停地描述對戀人的愛和自己的幸福甜蜜時，彼特拉克可能會選擇“清涼甘甜的河畔”“靚影”“唯一的女人”等詞。而這幾個詞所具有的沖擊力遠比前者大段的絮語要強得多。而艾柯要分析的就是造成“沖擊力”的原因。在前期做了有關信息學理論的大量鋪墊后，艾柯開始信心十足地進行實例分析：在語義相同的情況下，彼特拉克的戀語之所以能比普通人的戀語取得更好的表達效果，原因是其包含的信息更多。然而，為什么少數詞包含的信息會比大段的絮語更多呢？這就要用上之前得出的結論，“信息包含的語義越多概率越大”，那么做一個簡單的推理，在語義相同的情況下，概率越小信息越大。這里的“概率”正代表著一種可預見性，概率越小表示越難以捉摸。而彼特拉克作為一位詩人，他改變的正是詞匯選擇上的不可測性和詞匯安排方面的無序性，而這些都使其不可預見性得到提升，從而使得概率降低，最終使其包含的信息量增加。

通過上述嚴密、謹慎的科學推演，艾柯終于將他的結論以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拋出：開放性會導致信息量增加，從而帶來更強的藝術沖擊力。然而，艾柯并不滿足于這樣的論證，他認為如果只做到這一步，論證依然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只是從單方面論證開放性與信息量的關系是不夠的，若想完整地說明開放性與信息之間的關系，還應考慮到信息的傳播問題。于是，他又一次引進了關于信息理論的對數公式，并在經過推演后作出補充性結論：“信息越大，以某種方式傳播它就越困難，信息越是以明確的方式傳播，它提供的信息就越少�！倍�在具體的信息傳播過程中，艾柯又考慮到了美學信息傳遞的特殊性，即不僅要考慮信息外部的傳遞過程，還要將內部的心理傳遞包含在考慮范圍之內。在這方面，他又引進了格式塔心理學來闡釋這個問題，并且最終成功地用“刺激”和“期待”兩個術語說明了信息在心理學向度上的“開放性”。

總之，艾柯在構建整個體系的過程中，不論是在構建理論上還是在構建方法上，都在尊重美學規律的基礎上充分吸納了自然科學研究獨有的部分優勢，并在具體實踐中完美地實現了對其的融合發展。其實，從本質上來說，這不應該是艾柯一個人的功勞。托馬斯·阿奎那的遠見和結構主義較為包容的研究態度都為艾柯這種多元化的研究態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將美學和科學相融合，使美學理論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是相比體系本身而言更為重要的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外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