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民族村寨 促鄉村振興

脫貧攻堅戰取得勝利后，民族村寨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村寨居民的生活有了顯著改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隨著旅游業等的迅速發展，民族村寨出現了樣貌同質化、文化空心化等現象，還有一些村寨由于規劃不當、開發過度，長期以來村寨所依賴的自然生態環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另一方面村寨居民對村寨保護工作的熱情和參與度不高，這些都影響了民族村寨保護和發展工作的開展�，F聚焦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民族村寨的保護和發展工作，以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旨歸，選取云南、貴州的典型村寨作為案例，以跨學科視野從生態文明建設、文化振興等層面觀照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促進民族村寨的保護和發展，使新時代民族村寨成為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各民族團結進步的生動載體。

尋找車寨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交通狀況得到極大改善，許多傳統村落以其原生態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為大眾所了解和喜愛，但與此同時，隨著傳統村落的發展，其樣貌同質化、文化空心化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筆者曾多次到訪榕江車寨，這曾經是一個以卵石花街、侗家木樓、連排榕樹、果吉伴歌等鮮明侗族文化為標識的村寨。2019年筆者再次到訪榕江車寨時，只見磚混新居代替了侗家木樓，水泥村道取代了卵石花街，人們各自忙碌，不見了侗裝女子榕樹下的淺吟低唱，只有那一排古老的榕樹依然無言挺立，榕江依舊靜靜流淌。

榕江車寨的物理空間樣貌發生顛覆性改變，絕非個案、孤例。當各種民俗傳統被集中在一個空間，在一場又一場的表演中你方唱罷我方登場時，村落本身的文化卻只能躲藏在逼仄的空間中。

相關報告顯示，在過去幾十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村落大量消失，現存數量僅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9%。據專家估計，有較高保護價值的傳統村落現存不足5000個。

這不由讓人想起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的開篇，在講述完一個“一切生靈都和諧地與周圍的環境呼吸共存”的虛構小鎮逐漸失去了鳥兒的合鳴，“甚至連小溪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小鎮被異乎尋常的寂靜所包圍”后，她發問：“是什么讓美國無數小鎮的春天之音歸于沉寂？”面對不復舊顏的車寨，筆者想探究如何構建村寨與周邊環境的友好關系，避免車寨式經濟發展、文化式微的悲劇發生，遵循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引入“生態人類學”理念，走綠色發展之路，使民族村寨在未來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例證，這也是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民族村寨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建設生態文明型美麗鄉村

建設記得住鄉愁的美麗鄉村

要想保護和發展民族村寨，首先必須厘清保護什么，其次才能進一步探討如何發展。在討論鄉村振興的重大意義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提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因此，新時代下鄉村振興戰略不應忽略鄉村的文化語境和社會基礎。一方面，農耕文化是傳統村落獨有的歷史文化，這要求我們以農耕文明為中心“傳承和重構傳統村落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傳統村落還包含其他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價值，因此應“充分發掘、整合、傳承與拓展傳統村落的多元性價值，重塑鄉村共同體，為整體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內在精神動力”。

民族村寨是一個民族文化生成、流動、儲存、傳承和衍化的物質載體和生存空間，承載著民族的歷史變遷，守護著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潘年英曾談到，“侗族的鼓樓、風雨橋，苗族的蘆笙堂和美人靠等”就是“相同信仰的族群”的文化實踐。

“一個村子非正式地為自己建構起一段綿延的社區史：在這段歷史中，每個人都在描繪，每個人都在被描繪，描繪的行為從不中斷�！泵绹鴮W者保羅•康納頓的這一論述揭示了村寨（民族村寨）的核心文化要素，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鄉村記憶”。

目前，學界對鄉村記憶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概念，按照魯可榮的觀點，鄉村記憶主要有“以村落肌理和街巷布局為載體的鄉村公共空間記憶，以村落建筑和日常生產生活器物為載體的鄉村物質性記憶，以鄉風民俗和民間信仰等鄉村價值觀念為載體的鄉村精神性記憶”三種類型。

在多年來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現狀下，民族村寨的“空心化”、鄉村文化“荒漠化”趨勢極為明顯，導致“世代村民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積淀與傳承而形成的村落共同體意識、共同的鄉村價值觀念以及鄉規民約、民俗儀式等”逐漸喪失。

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的美麗鄉村

除了魯可榮概括的三個鄉村記憶之外，民族村寨文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要素——村寨的生態環境。

如赫哲族這個沿江而居的民族為了與生態環境相適應，形成了“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的漁獵生計模式。而生活在我國西南橫斷山區三江并流區域的傈僳族，因橫斷山區顯著的垂直氣候帶，在不同海拔地區形成了不同的生計模式：從低海拔區的梯田墾殖，兼行捕魚、釣魚；半山腰地區的梯田種植加家庭養殖；到高海拔區的種植與放牧、采集并行。民族村寨文化的保護和發展不能脫離生態環境來談，最好的方式是在原生環境中就地保護。

構建“一村一品”的多元鄉村振興模式

民族村寨類型多樣化，張中奎以貴州黔東南民族村寨為樣本，將民族村寨概括為三種類型，即“以特色民族文化為賣點的民族旅游型村寨”“以特色民族手工藝為生計的民族工藝產業型村寨”和“風景秀麗，有某種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但無任何特色民族文化、亦無任何特色民族手工藝的真山真水真文化的民族原生態文化型村寨”。對于第一種類型，村寨要處理好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尤其要避免一味迎合游客而不注重地域和族群差異的民族文化的展示性陳列；對于第二種類型，村寨要完善產業鏈，結合非遺保護等項目，做好傳承與發展工作；對于第三種類型，村寨一方面要創新旅游產品，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保護好族群賴以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

在保護和發展民族村寨的過程中，除了要尊重不同村寨的文化差異性外，還要厘清保護和發展的主體。馬丹丹在一篇關于云南民族文化生態村項目的論文中總結并認同了該項目的“村民主導、學者指導和政府引導”的指導思想，明確村民是項目運行和管理的主體，盡管現階段，村民主導還是一個理想目標，其“自覺并非自然而然的狀態，需要外來力量的干預與介入”，但在鄉村振興視域下的民族村寨保護與發展實踐中，它無疑是一條值得深入探索的路徑。

以多學科思維，育鄉村振興新機

建立多元主體的保護發展模式

云南民族文化村項目所嘗試的“村民主導，學者指導，政府引導”的總體思想，實質是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保護和發展模式。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形成合力，成為鄉村振興視域下民族村寨保護和發展的一種新型模式。

從近年來的具體實踐可以看出，各主體之間的職責、定位亟待厘清。村民作為村莊的主體，是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者，應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使之成為記錄鄉村記憶文化展演活動的策劃者與組織者；同時，要讓他們充分享受鄉村振興紅利，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受益者。

但是，受經驗、訓練、知識儲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村民主導更多時候是一個理想目標，在實踐的過程中充滿挑戰。因此，政府部門還是當仁不讓的主體之一，在民族村寨的保護和發展中，相關政府部門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有所作為。

辯證處理保護與開發的關系

保護和開發是民族村寨振興的兩個方面，它涉及不同的主體，自然面對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平衡好二者之間的關系，把握好尺度，事關文化的賡續和村寨的未來。

潘年英認為適度開發之“度”，有賴于多元主體文化自覺的程度�！拔幕�自覺”是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末期率先提出來的。費孝通認為，比較、自省、抉擇和堅守是“文化自覺”的四個要求，在美人之美中學習其他民族文化的優點和長處，自省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在各美其美中堅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創造，最終達成“美美與共”的大同之境。喚醒文化自覺，對于民族村寨主體——村民而言，尤為重要。

運用跨學科思維，探索文旅融合創新的保護發展路徑

旅游開發是促進民族村寨發展的一種比較主流的路徑。民族村寨具有得天獨厚的旅游發展優勢，其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美麗的山水自然景觀等。成功的民族村寨旅游項目有利于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改善村民生活。民族文化是民族村寨發展旅游的基礎，這決定了其必須走文旅融合創新發展的道路。

在推進文旅深度融合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民族文化村寨的獨特性，既要尊重旅游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符合民族文化的發展規律。因此，民族村寨的保護與發展工作應運用跨學科思維，秉持文旅融合創新發展的理念，打造出富有文化內涵和旅游價值、可持續發展的民族村寨，形成新的產業模式，進而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

增強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保護和發展民族村寨的過程中，民族文化始終居于首要地位。對民族村寨核心文化的爬梳，需要學者的參與，更需要保護主體——村民的自覺，鄉村博物館的崛起就是最生動的案例之一。麗江玉龍縣吉來村人張永康經過多年籌劃，在自家宅院里辦起了“吉來村史館”，村史館內容包括村落起源、農耕習俗、漁獵習俗、婚喪嫁娶、節慶習俗和工匠傳統等。不僅如此，他還與麗江文化名人夫巴合作共同編寫了《麗江吉來村史》，該著作對吉來村的村落源流特別是家族歷史做了嚴謹的考證梳理。這是一項富有創造性的工作，誠如云南學者楊福泉先生在《麗江吉來村史》一書中所寫的序言：“對一個地方歷史的梳理，應該是從一個個村寨做起的�！�

綜上所述，在鄉村振興視域下，民族村寨的保護與發展需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遵循生態文明戰略，秉持綠色發展理念，引入人類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牢牢把握中華文化一體多元這一核心；對于不同區域民族村寨的人文特征、自然環境的差異性應進行充分考察，深入剖析其自然生態以及文化環境，提煉深蘊其中的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精髓；此外，還要從多維度進行綜合性的考察與審視。民族村寨作為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是該民族千百年來生存智慧的結晶，寄托著一個民族深厚的感情�？梢哉f，民族村寨、村民與周圍的人文、自然生態環境已然成為“共同體”，對民族村寨的保護就是對這一“共同體”的全面性保護。因此，各保護主體——政府部門、村委會以及所有村民都應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出發，科學保護和合理發展民族村寨，從而逐步探索出一條符合民族村寨實際、具有時代特色和獨特優勢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