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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僧弘秀集》編刻流傳脞論时间:2023-06-29 《明僧弘秀集》是明代后期毛晉編刻的一部明代僧詩總集,選有明代171年間190余位詩僧的1700余首詩!睹魃胄慵返木幙淌艿矫鞔鸾、僧詩的發展狀況以及蘇州地區藏書刻書風尚的影響。編者毛晉四處征采材料,經嚴謹的校對審訂后,于崇禎十六年(1643)在汲古閣刻成是集!睹魃胄慵房坛蓵,數百年間,幾經流轉,終得見于今日?疾臁睹魃胄慵返木幙塘鱾鬟^程有助于明代僧詩文集的整理和研究。 明代僧詩研究是歷代僧詩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明代詩僧文獻卷帙浩繁,難以整理。迄今為止,明代究竟有多少詩僧、僧詩仍是謎團。于此用力最著者,前有李舜臣先生,大致勾勒出明代僧詩的發展態勢、特征,并提及了明代僧詩文獻整理的必要性;后有李玉栓先生,對明代僧詩別集、詩僧數量等進行了大致的摸排。盡管諸學者勤謹如此,明代詩僧、僧詩的具體規模、質量、特征等問題仍未有定論,明代僧詩文獻的整理仍是當下急需解決的問題!睹魃胄慵肥悄壳笆珍浢鞔娮钔陚涞脑姼杩偧。胡玉縉先生在《續四庫提要三種》中提及《明僧弘秀集》說:“欲考有明一代僧人之詩,殆不能外是矣!惫手睹魃胄慵穼τ诿鞔娧芯康闹匾。但《明僧弘秀集》存世數量少,目前僅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有崇禎十六年汲古閣刻本,其編刻流傳的情況更是少有人知,甚至有聲音質疑《明僧弘秀集》并未刊刻。有鑒于此,筆者以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底本,參與別本,對其編刻流傳情況加以考察。 《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刊刻 毛晉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僧人小傳中描述了自己收集、?辈牧系倪^程,故而,我們可以大致將他網羅、?辈牧系那樾喂蠢粘鰜。 《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審定 1.材料收集 毛晉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僧人小傳中描述了自己收集材料的過程,雖不盡全,卻也值得推敲考究。 其一,從其他詩文集中得來。如毛晉在詩末小傳中寫道:“余讀見心和尚澹游集,得其詩五篇,復從玉山唱和集得三十余篇!薄傲脊缫韵率幸蝗,皆與元璞同時,唱和諸篇悉見玉山草堂集中!薄芭甲x東皋錄,始詳衍公始末!睆倪@些描述來看,《明僧弘秀集》中不少詩僧、僧詩文獻是從其他詩文集中輯來的,有《玉山唱和集》《玉山草堂集》《東皋錄》《鶴林類集》等。 其二,從塔銘石刻輯來。如:“據宋文憲作文明;鄯◣熕懺疲骸评^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卒于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酥琳吣暌!泵珪x不只關注相關的詩文集,塔銘也是他用以考察詩僧生卒年的重要材料。如他寫道:“惜其文罕傳,余僅見石屋珙公塔銘! 其三,從序語題跋、山庵對聯中得來。如“余曾見蕭翼賺蘭亭圖后有鄱陽釋庭俊一跋云……”“青齋詮部劉公珝序云:‘本初嘉上人……’”從僧人所作題跋、序語中挖掘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毛晉收集材料的重要方式。此外,他在《明僧弘秀集》詩末小傳中寫道:“余嘗在一山庵中見楣間一聯云:‘山色宜茅屋,松花滿飯盂!瘒@賞不已,知是師句,編覓其詩,僅得數首!扁衷核聫R的對聯也是他收集詩僧、僧詩文獻的重要途徑。 其四,坊間傳誦、友人存藏的詩文也被毛晉所網羅收集。如:“其登吳山詩云:‘荒林鳥雀聲如怨,故國風云氣未平’吳中人多傳誦! 吳中人所傳誦的僧人詩歌,也被毛晉輯選在集。從中可以看出,毛晉在材料收集上可以說是竭盡全力,幾乎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文獻。 2.?睂彾 對于集來的材料,毛晉多進行了考證校對、辨誤辨偽。例如他在《明僧弘秀集》道元小傳中寫道:“因攜別本考之,果是陳氏寄夫詩也!恢螘r混入,今已削去!蓖ㄟ^不同版本書籍的對比,他把不是僧人所寫的詩歌進行了剔除。又如他在《明僧弘秀集》楚材小傳中寫道:“此乃耶律楚材作,今刪去!薄按耸撬谓B興間桃花庵主妙普禪師作也,亦號性空,后人混入,錄此辯偽!庇捎谶x錄的詩僧數量較多,多有重名之人,但他并不因此避重就輕,而是進行了詳細考察。他在竺庵小傳中寫道:“大同字一云,號別峰,化于洪武三年,賜號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安得與修永樂大典?”對于僧人是否參與了《永樂大典》的修撰,毛晉也作了詳細的考察。又如他在絕宗小傳中寫道:“余因檢宋文憲集中,二文具在,殆同名而非一僧也!贝藶槊珪x考辨僧人生卒年、行跡之辭,僧人不存于國朝者不錄,事跡不符者必考,未有定論者存疑,足見其選材之審慎。以上種種,雖不能盡概毛晉?敝,然于只言片語的敘述中,仍能見到毛晉抄錄求索、校對考辨《明僧弘秀集》材料之一角。 《明僧弘秀集》的版本特征 《明僧弘秀集》是崇禎十六年(1643)汲古閣刊刻的明代僧詩總集,目前僅見崇禎十六年毛晉汲古閣一個版本。在中國古籍聯合目錄及循證平臺進行檢索,得知《明僧弘秀集》目前存世共四個刻本,分別館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四川省圖書館,查詢時顯示寧波天一閣博物館也有(清)手抄本(尚有待證實)。此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有李玉栓先生的《明僧弘秀集》點校本。筆者以國家圖書館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底本,從裝幀、版式、字體、諱字、前人著錄等方面描述其版本信息。 1.裝幀特征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善本書號為11487,共六冊,一十三卷,每冊前后有護紙,均為四針眼線裝書。據蔣元卿先生的敘述,線裝書的出現當在萬歷年間,后成為明中葉以后圖書裝幀的主流形式。線裝包括折頁、分書、齊線、添副頁、草訂、加書面、截書、打磨、包角、釘眼、穿線、帖簽等工序,各家用的材料、裝訂的方式不一,故可借此來鑒定版本。汲古閣裝訂書面多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藏經紙具有“厚重,紋理稍粗,精細瑩滑,久存不休,書寫效果絕佳”的特點,多為裝潢之用。檢視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從其裝幀來看,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為四針眼線裝書,符合線裝書出現的時間。 2.版式特征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行款為每半頁九行十九字;雙魚尾;書口為白口;版心上刻“明僧弘秀集”五字;天頭高于地腳;每卷卷首、卷尾版心中刻“汲古閣”三字(第二、五、七、八、九卷卷尾未見,疑已脫去;第十一、十二卷卷首卷尾亦未見,疑為后人補刻);版心上刻卷數、下刻頁碼;總目頁首頁、第一卷卷首、第十三卷卷首和卷末刻有“汲古閣 毛氏正本”字樣;首頁和尾頁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鈐有“歙吳蘭根所藏”“小石山房所藏”藏;全書有墨釘十五處,分別在總目卷第七頁、卷三第五頁、卷五三十七頁和五十四頁、卷六第二頁和六三十頁、卷八的第二頁、卷十第二十四頁、卷十一第二十五頁(共計四處)、卷十二第十三頁和十六頁、卷十三的第十頁。墨釘是用來表示雕版中闕文待補的標記,同一個版本墨釘的數量相同,故可借此來鑒定其版本。從版式上看,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也符合汲古閣刻書規范。據學者考察,毛晉天啟前刻本版心所鐫為“綠君亭”,其后多刻“汲古閣”(當在汲古閣建成之后),有刻本會在每卷首尾頁版心中央標出“汲古閣 毛氏正本”,如《十七史》《史記索隱》等皆如此。據此考察,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符合汲古閣刻書規范。拿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和汲古閣所刻《史記索隱》對比,其刻印所在位置、天頭地腳、魚尾、欄線均相同。據此判斷,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當為汲古閣刻本。 3.前人著錄 前人對《明僧弘秀集》的著錄是鑒定其版本以及真偽的重要方式。其中最具參考價值的當屬陳瑚所撰《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陳瑚在小傳中寫道:“(毛晉)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人詩、野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雜記》若干卷,《隱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國秀》《隱秀》《弘秀》《閨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标惡魇敲珪x晚年好友,其所言“《國秀》《隱秀》《弘秀》《閨秀》”中的《弘秀》即《明僧弘秀集》。另毛晉在道衍小傳中寫道“余選其詩,擬入國秀集”,后因錢謙益的建議,仍舊放在《弘秀集》中。由此推知,《明僧弘秀集》實有其書,并且和《國秀》《閨秀》《隱秀》同為一個系列。另又見清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明確著錄有明刊本《明僧弘秀集》;有學者發現民國藏書家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后所輯“知而未得者目錄”中同樣輯有《明僧弘秀集》;又在《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見《明僧弘秀集》。從諸家著錄中,筆者判斷《明僧弘秀集》確有其書。結合其裝幀以及前人著錄的情況,筆者斷定《明僧弘秀集》確為毛晉所輯,并于崇禎十六年(1643)于汲古閣刻成。所遺憾者,未見《明僧弘秀集》中刻工姓名,不能確證《明僧弘秀集》為何人所刻。 《明僧弘秀集》的流傳庋藏 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頁和尾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和“小石山房所藏”兩個藏印。又見《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紹中說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書印,可知國圖藏本和蕭氏所藏為同一本。據此,可大致將其流傳庋藏的過程勾勒出來。 明清時期 崇禎十六年(1643),毛晉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輯選,并于是年春天付諸汲古閣版刻。按毛晉汲古閣在江蘇常熟隱湖之南七里橋(今常熟昆承湖),故知在1643年后的一段時間內,《明僧弘秀集》藏置于此。此后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均未見到有關《明僧弘秀集》流傳存藏的信息。至清道光年間(1821—1850),《明僧弘秀集》存藏的信息才再次出現。檢視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發現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頁右下方均鈐有“小石山房所藏”和“歙吳蘭根家藏”兩個藏印!靶∈椒俊笔乔宕貢翌櫹娴牟貢鴺。顧湘是江蘇常熟人(1829—1880),故而推知,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在這段時間內被私人藏書家顧湘藏置于江蘇常熟。在“小石山房所藏”藏印左上方,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印。按照古代藏書鈐印的習慣,“通常是先擁有者把自己的藏書印鈐于正文卷端最下方,而后得之者再往上鈐蓋,這樣便可知曉該書流傳的原委”!办▍翘m根家藏”藏印既位于顧湘藏印的左上方,故其大概率在顧湘之后所得,故筆者判斷這次存藏的時間當在1880年以后。檢視其藏印,為反映籍貫和姓名的私家里居印!办▍翘m根家藏”中的“歙”,筆者判斷是安徽歙縣。安徽歙縣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地區,從宋代開始就出現過很多著名的藏書家。有學者統計,僅安徽歙縣,著名的藏書家就有七十八位之多,其中吳姓藏書家就有十七位。此外,此地藏書家藏印的篆刻樣式也頗為符合《明僧弘秀集》中的藏書印,如“歙許志古家藏”“歙吳束三藏書”等,均是地名在前,名字在后。但搜尋歙縣相關藏書家,均未找到與吳蘭根相關的信息,故只知其名,不知其行跡。據此推知,在顧湘之后,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當由安徽歙縣一位名叫吳蘭根的私人藏書家收藏。 民國之后 《蕭山朱氏六唐人齋藏書錄》中著錄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紹中說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鈐有“歙吳蘭根家藏”藏書印!傲迫她S”為浙江蕭山收藏家朱文鈞的藏書室,故而推知在歙縣吳蘭根之后,國圖本《明僧弘秀集》為朱文均先生所得,并藏置于“六唐人齋”中。按朱文均先生生于1882年,逝世于1937年可推知,在這段時間內,國圖本《明僧弘秀集》被朱文均藏置于浙江蕭山“六唐人齋”中。1952年,朱文均的后代遵照其遺愿,將所藏全數碑帖無償捐獻給國家,后又將其遺藏的兩萬余冊明清善本古籍捐贈給國家,分別館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圖書館、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和浙江省博物館。筆者推測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正在其所捐贈的兩萬余冊明清善本古籍中。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頁和尾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藏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是籌建于1909年的京師圖書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1949)更名為北京圖書館;1998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直至現今其名稱均未改變。由此推知,1949—1998年這段時間內,國圖藏本《明僧弘秀集》藏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后,《明僧弘秀集》直至今日仍藏置其中,其流傳存藏的過程大致如此。 在明代末期佛教中興的背景之下,僧詩的創作也呈現出繁盛的景象。毛晉受當時蘇州藏書刻書風尚的影響,自小好刻版藏書,其時佛教僧詩的興盛又為其編選《明僧弘秀集》提供了契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毛晉以“以詩存人,弘明君子”為旨歸,四處征采詩僧、僧詩文獻,詳加考校,于崇禎十六年在汲古閣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刊刻?掏瓿珊,《明僧弘秀集》流傳數百年,存藏于“汲古閣”“小石山房”“歙縣”“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地,終得見于今日!睹魃胄慵肪庍x有明一代190余位僧人的1700余首詩作,是迄今為止收錄明代僧詩最為完備的明代僧詩總集,考察其編刻流傳,一則可為明代僧詩的研究奠定重要的文獻基礎,二則為消除《明僧弘秀集》真偽版本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