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特曼符號圈理論視域下“尋”地方性文化符號系統的構建之路

引入蘇聯文藝學家尤里·洛特曼的符號圈理論，以六朝時期的章安文化為研究對象，將其置入“符號—文本—文化—符號圈”的符號圈邏輯中，通過文獻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對章安文化符號系統的范疇、構建、組成以及優勢進行研究與討論，梳理章安文化從散落的日�；顒酉蛑刃蚧�符號的轉變過程，及其逐漸形成地方性文化符號系統的完整建構過程。

在過分追求經濟發展的現代化情境下，地方性文化及其所隱含的文化符號逐漸被人們所忽略，面臨傳承斷代和發展不利的處境。筆者在查閱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學者致力于從宏大的總體理論研究出發，而缺少對地方性實踐的探討，導致許多文化因缺乏具體的實施策略而失去了支撐動力。章安文化因其特殊性與地域性被歸為形式化與凝聚化的章安文化符號，為臺州這片土地增添了獨有的文化底色，也為諸多地方性文化提供了現實性參考。因此，如何做好地方性文化符號的挖掘、構建成為亟待厘清的課題。

章安文化符號系統的范疇

章安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會稽郡鄞縣南境，漢昭帝始元二年（前85）初設回浦縣于此，繼之又設會稽東部都尉，其在政治和軍事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回浦縣更名為章安縣；東吳太平二年（257），分會稽東部置臨�？�，郡治臨海，不久移治章安。六朝時期，孫吳政區、西晉政區、東晉政區、南朝政區均設立臨�？�，郡治章安，下轄縣。隋開皇九年（589）平陳，郡廢，章安故城作為郡治約330年。唐代以后，臨�？ぶ伟岬脚R海，章安逐漸走向衰落。

劉建安的《浙江漢六朝考古》中記錄著章安故城遺址考古研究的近況：在遺址內清理灰坑38個，出土器物完好者較多，且有部分品質較高，年代涵蓋東漢、孫吳、西晉、南朝、晚唐、北宋初期。所發現的遺跡與文獻記載的章安故城興廢年代基本一致，這證明章安街道回浦村長嘉嶼山南面區域為臨�？たぶ握掳补食撬�在地。根據章安的發展情況以及目前章安故城出土的相關文物分析，筆者對章安文化符號的探索與研究將集中在六朝時期。

六朝是歷史上一個動亂的時代，漢末以來，朝代更迭引起了社會思想的嬗變。六朝時期，在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開始受到質疑與沖擊，各家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在儒學式微的態勢下，呈現出一種相對的“百家爭鳴”。章安地處東南沿海，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多種思潮的融合更加迅速，逐漸衍生出了獨一無二的章安文化。正如《臺州府志》主纂喻長霖所云：“臺郡地僻東南彈丸之地，然常異才突起，群賢都能立光明俊偉之業以驚動人世，他郡莫之若先�！�

符號是文化的載體，是對文化整體的抽絲剝繭。章安文化符號是章安文化中使用最頻繁、最日常的核心部分，是對章安文化的符號化加工；而章安文化符號系統則是對一系列章安文化符號進行再次梳理與整合，使其能夠妥善保存和長久流傳。

章安文化符號系統的構建

在符號圈理論中，洛特曼構想了一個文化空間概念。符號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號圈，符號圈中的各種符號相互獨立，卻并不是孤立的。形形色色的符號在時間與空間上相互聯系，又與其他文化共融共生，形成動態、聯系的文化符號圈。洛特曼認為，符號圈的基本特征是不勻質性、不對稱性以及界限性，這意味著符號圈中的各種文化不是一個僵硬封閉的文化空間，而是一個由“中心”“中間區域”“邊緣區域”和“界限”所構成的動態聯系的符號空間。章安故城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承載著六朝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化符號與社會印記。這些文化符號形成的各種文化意義，匯聚形成了洛特曼所謂的文化空間——符號圈是文化的文化。以章安故城為例對其文化符號進行分類探討，分析其文化符號所承載與傳遞的文本意義，能清晰地反映出章安文化中局域與整體的相互作用，形成章安故城地方文化空間獨特的符號圈。

根據章安故城現有的文化符號，可以將其分為視覺文本、行為文本與精神文本，以此來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章安故城文化符號系統。在視覺文本方面，章安故城遺址是城市與文明的視覺符號，是古章安社會文明的精神延續；古磚瓦、陶器等作為生活價值的承載者，其所包含的符號闡釋了章安故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構成了章安文化符號的主體部分。在行為文本方面，器物的形制與功能訴求，紋樣雕刻所展現的工藝技術水平，以及傳達人類智慧的符號刻畫，都體現了章安文化符號的功能訴求與行為意義。在精神文本方面，宗教文化與傳統習俗、禮儀與禮制社會，表現并維系著章安故城文化符號的精神文本和意義。對章安文化符號進行系統分類與體系構建，能夠更好地把握各種符號對章安文化空間的影響，將對章安故城文化符號的繼承與創新產生深遠的指導意義。

章安文化符號系統的組成

章安文化符號圈的“中心”

洛特曼認為，最發達的、結構上最有組織的、最強勢的語言構成了符號圈的“中心”。在章安故城文化這一地方性文化中，“中心”應是由最能體現章安地域特色的符號所建構的。在出土的文物中，六朝神面紋瓦當和神面紋磚引起了廣泛關注。瓦當上的紋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圖案形狀多樣，有諸如“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的“四神”圖案，也有動物紋、云紋以及文字等。章安故城的六朝神面紋瓦當上有淺浮雕的神面、類人面圖案，有眼、眉、鼻、嘴、胡須等人面特征，是在饕餮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神面紋樣作為一種視覺符號，融合了神、道等元素。在出土的磚塊上，神面紋同樣可見，這種神面紋的符號功能與瓦當上的神面類似。神面紋形態各異，表情豐富，但其傳遞的符號意義卻是相似的。神面紋符號所流露出來的神秘與詭異之感，承載并構建出六朝時期章安地區的習俗信仰與文化特征，是章安故城文化高度抽象的精神特質與精髓，構成了章安故城文化空間的“中心”。

符號圈“中間區域”構成文化生活的主體

符號圈的“中間區域”是由章安故城的代表性主流文化構成的，它代表了章安地區文化中最穩定、最成體系的文化部分。章安故城的六朝古磚中有大量的人物畫像，包括佛像、仙人、仕女、官宦等形象。其中，七仕女紋磚以七位仕女為圖樣進行雕繪，線條流暢分明，人物的衣裙清晰可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當時章安地區的社會風俗與人們的生活狀態。還有一系列圖磚上的紋飾尤為珍貴，其上刻畫著農耕稻作、車馬出行、宴會活動等日常生活場景，反映了當時的農耕與生產狀況。另外，部分圖磚上的圖案描繪了莊園的生產場面，折射出當時北方莊園經濟對南方的影響及其逐漸融合的態勢。章安故城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生活器具，包括各種陶器與瓷器，如陶罐、青瓷碗盞、青瓷粉盒等日常生活用具，無論是形狀特征、裝飾手法，還是工藝色澤，都構成了體現當時手工業乃至整體社會狀況的文化符號。

這些符號從各個維度描述了當時章安故城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狀況，不僅是展現當時章安文化的卷軸，還體現著這些文化符號對章安文化精神的建構與社會意義的維系。這些文化符號在空間上維系著章安文化的整體空間，承載著章安文化中最穩定的主體部分，而且在時間上穿越古今，延續至今，到現在仍然能在當地文化中看到章安文化的影子。蘊含著章安文化實質的符號以一磚一瓦、一碗一盞為較長遠的物質載體，“不死不滅”，一直積極地參與章安文化符號圈的運動與發展，構成了章安故城文化的“中間區域”與主體精神�！爸虚g區域”代表了章安故城社會文化中最主要的部分，以符號圈“中心”建構的語法規則為遵循，反映并代表著章安文化中最豐富積極的一面。

“邊緣性符號”與主體符號的矛盾運動構建章安故城文化

空間的動態平衡

在洛特曼的理論中，符號圈的不勻質性使得符號圈的結構不是平均與對等的。符號圈的“邊緣”區域不同于“中心”所占的主導地位，它是一種不系統、無組織或不夠有組織性的相對弱勢的符號。由于遠離中心，邊緣區域的符號能更多地與外部符號接觸并交流，所以邊緣性符號處于更加活躍的狀態。章安故城遺址出土的六朝古磚中有部分文字磚，銘刻著諸如“臨�！薄罢掳病钡鹊孛�，涵蓋州、郡、縣等行政機構以及鄉、里、亭等地方基層組織。其中，六朝北地磚反映了當時因中原動蕩而造成北方人口南遷的社會現象。其中一部分南遷居民遷移至章安地區，由于思念故土，便在墓磚上銘刻了故鄉北地的地名，因此成為“北地磚”。北地磚所傳達的符號文本意義，是當時社會大量的人口流動，是北方文化符號與南方文化符號的交織。在這個人口持續遷移的過程中，章安展現出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因此可以說，文化符號的碰撞推動了章安社會發展的進程。

章安文化符號圈界限對外部空間的過濾作用

符號圈的界限將外部文化與內部空間分隔開來，使每個符號圈都在與外部接觸并發展的過程中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類似于地域概念中的“國界”“邊界”等詞，文化圈也有著高度抽象的“文化邊界”。邊界的“過濾器”作用使外部文化在進入內部時需要受到變形、融合等作用機制的影響，內部符號的觀念與精神同樣也會影響人們對外部文化的看法。在章安故城文化符號的建構中，界限是章安文化所凝聚的社會共識，是一道抽象的精神防線，能夠對內凝聚章安人民的精神，維護社會穩定，對外防護、規范外部文化符號的侵入與擾亂。通過穿越界限，可以將外部文化符號轉譯為具有章安特色的文化符號，使多種文化更好地為己所用。

章安文化符號的優勢

傳承優勢

浙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歷來就有“文物之邦”“人文淵藪”之稱。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人類在浙江地區頻繁活動。南岸地區著重耕作文明，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在世界稻作起源的歷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北岸地區則著重人倫發展，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構建起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禮儀制度。在符號學觀念中，世界就是由眾多符號聚集而成的，而人是勞動的產物，章安文化符號也是基于勞動而產生的文化遺存。

美籍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空間只有通過人的活動，才具有特殊意義，地方是人類生活的基礎，在提供所有的人類生活背景的同時，給予個人或集體以安全感和身份感。因此，城市文化遺址的開發與利用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相較于其他城市，章安故城遺址文物的出土說明臺州不是一座“古今重疊型”城市，而是少有的“曠野型”城市。因此，章安故城文物的出土以及章安文化符號體系的建立，都有助于后人厘清六朝郡城的形態，也有助于臺州未來的城市規劃與布局，彰顯出臺州獨有的歷史文化內涵。

發展優勢

傅謹的《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以臺州的越劇戲班為研究對象，通過七年多的調查揭秘了戲班蘊藏蓬勃生命力的文化本源。從各種學術研究和調查中，我們得以窺見傳統文化再一次被推上時代浪潮之巔，煥發出更加絢爛的光彩。在這樣的語境下，章安文化符號系統中的行為文本和精神文本也開始被愈發強調。

臺州窯是浙江青瓷窯系的分支。作為章安文化符號之一，臺州窯的傳承與衍生最能體現章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發展優勢。章安故城遺址2020年出土的青瓷盤口壺、青瓷雙系罐、青瓷盞，以及2021年出土的青瓷虎子和青瓷粉盒等都體現了六朝時期臺州陶瓷燒造業的發展水平，展現了章安文化在傳承過程中積極主動向外拓展與發展傳播的歷程，使得我們可以在諸多文化符號體系中窺見章安文化符號的縮影。

綜上所述，整理匯總章安文化符號系統的形成過程，其實是在回溯六朝時期章安地區文化實踐者的生活圖景。在橫向的社會發展和縱向的歷史發展的雙重作用下，章安文化從散落的日�；顒酉蛑刃蚧�符號系統轉變，呈現出地方性文化符號的建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