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戲文化機制的符號學是指在詮釋學視角下對具有豐富形態的符號組織形式及符號意義進行合理有效的分析�！抖Y記•射義》中記載的射禮內容滲透了先秦儒家的社會秩序建構�，F將具有代表性的內容與科學的分析方式相結合，分析總結“射以觀德”的歷史文化價值及其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作用。
從2014年內蒙古高校成立大學生傳統射箭協會開始，射箭運動的普及化進程不斷加快。文本旨在厘清射禮等多種符號的外部表現與內在含義，將符號意義與現實情況相結合，進而分析射禮符號體系中的優秀文化。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禮記·射義》的文本內容，研究方法為文本分析法、詞頻分析法、符號分析法、文獻資料法、圖像學研究法�！抖Y記》主要記載了先秦的禮制，體現了先秦儒家的哲學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學思想。其中，《禮記·射義》曰：“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務焉�！憋@然，“射”不僅可以強身健體，還兼具德行禮儀教育的功能。
游戲文化機制的符號學能夠對具有豐富形態的符號組織形式及其符號意義進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只有將具有代表性的內容與科學的分析方式結合起來，才能體現出“射以觀德”的歷史文化價值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作用，進而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禮記•射義》的符號賦義
宗爭在《游戲能否“講故事”——游戲符號敘述學基本問題探索》中，嘗試在游戲研究中引入符號學與敘述學的基本理論，通過廓清、剖析游戲文本，重新審視游戲及相關現象。他將游戲劃分為“游戲文本”與“游戲內文本”兩類：一是“游戲內文本”，其以“符號化”為基礎，以“計算”為法則，不因時間變化而變更，不以游戲者的意志為轉移，即其是以內部規則為主要聯系的內文本，是游戲的核心；二是“游戲文本”，也就是游戲活動的最終樣態，是游戲的觀眾閱讀的文本，即用來描述最終文本的外在演繹模式，其可以隨著不同情境的轉換而發生變化。
《禮記•射義》中的“秩序情結”和“以德引爭”等是由諸多文本符號構成的，只有經過符號解讀的過程，才能對其進行精細化的文本分割。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射箭活動的游戲設計者是君主，游戲參與者主要是貴族、政治精英及士族階層。對文本進行分析，可以將其分為：動作符號、聲音符號、順序符號、實物符號、方位符號。其中，動作符號主要為“直”“正”；聲音符號主要為“節”“樂”；順序符號主要為“君臣”“諸侯”；實物符號主要為“侯”；方位符號主要為“四方”。
動作符號（“直”“正”）是設計的強制性動作標準，是一種內在的專注、精神的修煉，代表心平氣和，有規有矩；實物符號（“侯”）即侯為箭靶，射禮便是射“侯”，意味著爭取上游，鍛煉技能；順序符號（“君臣”“諸侯”“大夫”）是“等級有序”，是秩序情結；方位符號（“四方”）為“上下天地為神佛”，即對自然的征服，表明人類不斷向外探索，尋找更為廣闊的天地。
從符號分析的綜述來看，《禮記·射義》中的文本符號闡述了中國的射禮文化，游戲的符號規則構建了中國射箭領域的范疇體系，體現了“君子之德始于射箭場上的方寸之間，勝者，繼續弘揚；敗者，重新來過”的人生之道。文本也從競賽的符號學視角進一步詮釋展現了運動員的氣度和技能。
依托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對文本內容進行剖析，從四次賦義入手，通過“能指”“所指”等詮釋學符號論，展現射禮規則，宣傳統治階級意識形態。
《禮記·射義》動作符號賦義
在《禮記·射義》中，“射”“直”“正”在動作符號中占前三位�！吧洹睘樯涠Y之本來動作，“直”是指在射箭時身體要保持立正，“正”是指持箭姿勢和站立姿勢要端正。
游戲設計者規定了射箭動作的標準。在第一次賦義時，身體保持立正是游戲設計者的要求；游戲參與者如貴族、士大夫則按照規定的標準，作出合乎規范的姿勢，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呈現出游戲文本，完成第二次賦義；觀者通過觀摩反思，完成第三次賦義，即心無旁騖、一心一意；最后人們遵守這些規則，使其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從而完成第四次賦義。
縱觀四次賦義，在規范動作標準的過程中，游戲參與者一直都處于一種平靜狀態�！抖Y記·射義》中動作符號的賦義啟迪當代人應在快節奏的生活中追求平靜，在盲目的失調中尋求一種平衡。
《禮記·射義》聲音符號賦義
《禮記·射義》聲音符號
在《禮記·射義》中，“節”“樂”在聲音符號中占前兩位�！肮潯笔侵腹澴�，“樂”是指整個射禮過程中的音樂。
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文本的聲音符號是一種依托聽覺器官，從游戲設計者的自身屬性延伸出來的較為重要的符號體系，在符號學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色彩。
不同的聲音節奏代表不同的頻率，也象征著周天子對群臣的約束。在整個射箭過程中，不論是對音樂的選擇，還是對音樂節奏的配合，都極具儀式感，可以讓射擊者的靈魂得到洗禮，讓對儀式的欣賞達到新的高度，也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前來觀禮的人們。
聲音符號的游戲學賦義
在第一次賦義時，節奏合拍是游戲設計者對射箭配樂及節奏的要求。游戲參與者如貴族、士大夫則按照規定的音樂節拍，呈現出游戲文本，完成第二次賦義。觀者通過觀摩反思，得出需要遵守的規則，完成第三次賦義，即確立了社會自上而下的制度；同時這也使得每個人明確自己的等級，不再存在非分之想，從而完成了第四次賦義。在當今社會，聲音符號的游戲學賦義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許多商業電影都會選用旋律合適的伴奏，以烘托氛圍，達到想要的效果�？傊�，聲音符號在當今社會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1]。
《禮記·射義》順序符號賦義
《禮記·射義》中的順序符號
順序符號主要是對“君臣”“諸侯”“大夫”這些社會地位不同的人所面臨的游戲規則進行詳細分析。
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社會等級有不同的規則，對其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如《白虎通德論》中所言：“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绷碛幸欢巫詥栕源�，可以解釋上文“尊卑之射”的描述�！疤熳铀陨湫芎�？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痹谥芡醭牡燃壷贫戎�，包括射禮等在內的不同的社會行為對各個等級的人都進行了詳盡的約束[2]。但這并不是對低等級的人的壓迫，相反，是對更高等級的人的高標準和嚴要求。越高等級的人，在規則上就越嚴格，將其衍生到德行層面，即高等級的人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順序符號的游戲學賦義
規定射箭的“君臣”“諸侯”“大夫”的血緣宗法制是游戲規則的第一次賦義。在整場射箭儀式中，旁觀者和參與者的“等級有序”，則是第二次賦義。射擊結果與擇士、封地等封賞掛鉤，造成士大夫的“秩序情結”，從而完成第三次賦義。這種社會性活動在第四次賦義中兼具兩個作用：首先是對各臣子的守禮程度，以及其對皇室的效忠程度；其次，將禮樂制度內化于心，展示自己的修養和德行。在中國歷史上，每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都會出現一種現象：臣民無敬畏之心。比如，中國古人對神明的敬畏并不是恐懼，而是借由對神明的道德要求，維護社會秩序[3]。
《禮記·射義》實物符號賦義
《禮記·射義》中的實物符號
在《禮記·射義》中，“侯”被多次提及。根據《辭源》《辭�！返慕忉�，“侯”即箭靶，一般是指用布或獸皮做成的靶子。參賽者是否能一擊即中成為其是否能脫穎而出的標準，也成為其能否獲得侯爵之位的唯一判斷標準。
《周禮》鄭注：“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痹谡麄�瓜分土地和擬定爵位的過程中，射“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對“侯”的射擊便是對制度和等級的追求。
實物符號的游戲學賦義
游戲設計者將箭靶命名為“侯”，完成了第一次賦義�！昂睢睘榧�，射禮便是射“侯”，將“射侯”與官位和晉升掛鉤，完成了第二次賦義�！昂睢弊鳛閾駜灥臉藴�，成為參射者對自我的要求，而在觀者的潛意識中也會樹立競爭意識，憑借射禮來獲取功名，這是第三次賦義。誠信友善，相互競爭成為射箭者的規范，這是第四次賦義。同樣，在現代社會，人們依托競爭來磨煉技能，對規則的向往和尊崇是一以貫之的。
《禮記·射義》方位符號賦義
《禮記·射義》中的方位符號
《禮記·射義》中記載：“故男子生，�；∨钍噶�，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鬃釉唬骸訜o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鬃釉唬骸湔吆我陨�，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对姟吩疲骸l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逼渲小八姆健毕笳魉姆降奶斓�，“射四方”代表了對“好男兒走四方”的期許[5]。
方位符號的游戲學賦義
“四方”是古人對時間空間的總體認知，此為第一次賦義。在對自然界的神秘充滿好奇與恐懼的時代，“射四方”象征古人與天地神靈的溝通，他們在溝通中獲得心靈上的慰藉，此為第二次賦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神靈的敬畏”中包含了理性的折射，從“自然發生”進入“社會創造”的層面。從自然方位的“四方”到時間軸的順延，讓人們在禮樂制度中獲得了對整體意識的把控，此為第三次賦義。在當今社會，大局意識與信仰觀念是方位符號的第四次賦義。大局意識是古人對“四方”的掌控，是對周天子“掌握天下”的折射，也是當代人向外探索更為廣闊的天地的精神[6]。
研究結論
詮釋學機制下的游戲規則模式為“文本原意”的核心，玩者通過讀取“讀者接受之義”參與其中。這一科學理論的研究有利于射禮這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更科學的研究方向邁進[7]，也推動了射箭運動的普及進程。
總之，《禮記·射義》中的文本原意闡釋了中國的射禮文化，弘揚了“禮”這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游戲的符號規則構建了中國在射箭領域的范疇體系，即射禮依托射箭競技活動，為射箭行為賦予了檢驗“德行”的意義，從而將整個射箭活動改造為一種禮制文化系統，并要求參與者遵循“進退中還必中禮”的嚴格儀式規范。君子之德始于射箭場上的方寸之間：勝者，繼續弘揚；敗者，重新來過。前人的規則和制度，給予了吾輩思想上的啟迪，行為上的指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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