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傳承人口述史研究

研究范式——口述史

口述史（oral history）興起于近代，阿蘭·內文斯于1948年創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被視為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志。口述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谑鰵v史訪談是指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并以錄音或錄影的方式記錄彼此的問與答。口述史的產生使“新史學”的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其以“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多元化”的書寫方式，“個人”的生活體驗以及揭示歷史“深層結構”的新觀念、新方法獨樹一幟，開辟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本文以口述史的研究范式記述與分析河北省首批入選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即井陘拉花、徐水獅舞和昌黎地秧歌傳承人的口述內容，旨在基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挖掘傳承人的個體歷史價值，從而逐步完善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的口述史體系。在口述史研究范式逐漸建立健全，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研究愈加完善的背景下，如何將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蹈類項目傳承人的個體歷史價值留存下來，彰顯集體敘事的真實效力成為本文研究的出發點。

研究對象——傳承人

本文的研究對象——傳承人，并非該非遺舞蹈類項目的發起人，而是自該項目被確立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傳承人。誠然，還有未入選國家級傳承人名錄的“自然傳人”或其他級別名錄的傳承人，但本文研究的傳承人是與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一起入選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名錄的傳承人。

本文客觀記述傳承人的文化記憶以及技藝傳承的特征。從個人敘事方式的角度，對傳承人進行訪談調研與記述，重點闡釋傳承人口述表達的內容及傳承人個體對藝術的影響。從個體與傳承項目的角度深入分析傳承人口述史訪談，解讀傳承人口述史文本，研究口述史文本所呈現出的傳承人與在傳承人影響下的非遺項目的發展狀態，總結三個非遺舞蹈類項目共同特征是本文的落腳點。

對非遺舞蹈類項目傳承人口述史的關注——文獻綜述簡要

據不完全統計，在國內，自1988年至今，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蹈類項目研究的相關口述史論文數量在知網等13個數據庫中約有432篇文獻。這些文獻根據研究角度和側重點的不同，成果大致可以分為理論與方法論研究、田野實踐、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以及非遺口述史的檔案化研究四個方面。近年來，口述史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受到了舞蹈學界的廣泛關注，民間舞蹈的研究也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于2013年出版的由鄧佑玲主編、仝妍副主編的《舞蹈旅程的記憶：一位中國民族民間舞教育者的口述史》和高度、黃奕華主編的《中國民族民間舞口述史》是目前出現較早的以口述史的方式對民間舞蹈進行研究的著作。再如，于2020年出版的由崔曄主編的《說舞留痕：山東“非遺”舞蹈口述史》以口述史的方式對地方舞蹈文化進行收集與分析。之后，以口述史的方式研究民間舞蹈逐漸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同時，其相關體系也愈加完善。

河北省首批非遺舞蹈類項目于2016年申報成功，然而對其口述史方面的探索仍處于探索階段。其相關的口述史研究則頗為少見，在知網等13個數據庫中只有3篇，與河北省非遺舞蹈口述史相關的研究更是無相關著作可查，也無國外的研究成果。

對這三篇僅有的文獻進行梳理可知，河北省非遺舞蹈保護、傳承與發展的研究機制并不完善。河北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蹈類項目，一是省內人民智慧的結晶，二是人民生活軌跡的濃縮，以口述史的方式對其原始風貌加以保留，并進行學理性的研究，將成為大力發展建設“文化河北”的重要一環。因此，應當完善相關研究的體系，進一步深入了解民眾所想，為傳承人提供機會，記述個體與集體的文化歷史記憶，追溯傳承人口述之后的文化根源，進而推動河北省的文化建設。

      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及傳承人調研概述

井陘拉花傳承人——武新全

武新全，男，漢族，1941年生，農民，河北井陘人，國家級非遺項目井陘拉花代表性傳承人。他出生在拉花世家，祖父武庭是當地有名的拉花藝人，他8歲與拉花結緣，跟著父親武連喜學習拉花手藝；17歲扭著拉花第一次進京表演；至此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拉花學習與表演，他對拉花有著深厚的情意。

改革開放后，武新全開始思考拉花藝術傳承、創新之路。在拉花傳承方式上，他打破了拉花原有的“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的傳承方式；同時也對拉花的表演形式進行了創新，將傳統的6人表演形式轉變為新的36人表演形式。

武新全經常受邀于河北省各大高校，為學生傳授拉花技藝；也在井陘中小學進行拉花培訓，身體力行地示范拉花基本動作，講解拉花風格特點以及其動作的寓意演變。武新全無論是對拉花的改編還是創新，都以保留拉花本身的風格特點為基礎。他認為只有真正了解拉花，才能扭出地道的井陘拉花。武新全還認為作為傳承人，有責任也有義務將拉花技藝留給后人，并將拉花文化傳承下去。

徐水獅舞傳承人——王利忠

王利忠，男，漢族，農民，1947年生，河北徐水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獅舞（徐水獅舞）代表性傳承人。他于1965年拜新疆歌舞團牛金玉為師學習舞獅，成為徐水獅舞第六代傳人。他在繼承傳統表演的基礎上，改革舞獅道具，創新技藝，使原先的舞獅動作由呆板笨拙變得靈活，將“獅子”的各種神態表演得生動逼真。他積極培養舞獅傳人，為徐水獅舞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截至今日，徐水獅舞已多次參加全國各地的大型活動，還被中央歌舞團授予“北獅之宗”稱號。徐水縣北里村村民通常會結成舞獅團體，去往全國各地進行商業性質的舞獅表演，以獅舞謀生。同時，在徐水北里村，會有專門的舞獅培訓基地培訓學舞獅的隊員或中小學生。目前徐水北里村舞獅有“五獅踏球走翹板”等技藝。對于徐水北里村舞獅的發展問題，王利忠認為要想讓舞獅隊伍繼續壯大，必須要有足夠的政策、經費、人才的支撐。

昌黎地秧歌傳承人——秦夢雨

秦夢雨，男，漢族，1938年生，農民，河北昌黎人，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昌黎地秧歌代表性傳承人。秦夢雨從小跟隨太爺秦來學習秧歌，擅長丑角表演，在繼承了丑角傳統表演的基礎上，融多家之長，表演詼諧幽默、丑而不俗、丑中見美。他積極培養傳承人，至今收徒已有六科，部分徒弟組建了自己的秧歌隊，活躍在大小舞臺上。秦夢雨創作改編的秧歌大氣、淳樸，表演接地氣，容易引起民眾的情感共鳴。對于昌黎地秧歌的傳承與發展問題，秦夢雨希望自己的徒弟們能夠繼續傳承下去，同時要留住傳統，不能使其失了“味道”，在保證其味道不變的基礎上與時俱進，推動昌黎地秧歌走好新時代的新道路。

三位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傳承人的基本情況相仿，都是從少年時期，經拜師而習藝，對所傳承的傳統舞蹈項目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繼而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名錄。同時，三位傳承人對當地傳統文化有著濃厚的眷戀，立志將所傳承的傳統舞蹈項目發揚光大，延續下去。關于三位傳承人的境遇與思想，還需要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

傳承人的當前境遇與思想表達

表演類非遺的傳承與發展，與傳承人的經歷有著緊密的聯系。在河北省首批獲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民間舞蹈類項目中，傳承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發展的方向與進度。從問題意識出發，歸納傳承人的思想與經歷，不難發現其個性背后的共性規律。

傳承人的當前境遇

口述史的研究著重于個體的歷史敘事表達。人體是表演類項目尤其是舞蹈類項目的傳播媒介，非遺項目的存在使傳承人的角色得以存在，同時也因傳承人角色的存在而延續。在舞蹈人把個體的生命歷程“嵌入”歷史時間和所經歷的舞蹈事件的同時，自身的角色也被時間和經歷的事件所“塑造”著。在訪談中，三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均是當地的農民，在政治身份——公民的角色中，受該村支部的管理。國家級傳承人的確立是由村支部商議決定，并非由藝人推選而出。傳承者采用自然傳衍的傳承方式需要關照藝術身份。但是，論藝術身份，三位傳承者皆出自民間，其代表民間的群體意識與精神追求，本應被視為“知識的締造者”，但是，卻又被半職業或職業者占據了主導地位。在需要以藝術身份為視角時，其政治身份的功能又被體現出來。作為“知識的締造者”，傳承人需要由村委會或當地文化館決定。由此，當傳承人年事已高難以具備或不再具備傳承能力時，則由當地行政機關告知傳承人是否還具備傳承人資格或是否更換下一任傳承人。而這也會導致傳承人藝術身份的效力削弱。傳承人的境遇與地方行政息息相關。

傳承人的思想表達

三位國家級傳承人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于1960年左右分別拜師學藝，登臺演出。彼時，我國的物質生產水平還沒有得到極大豐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河北省的民間舞蹈文化依賴民間藝人的學習、繼承與發展而流傳至今。這個時代的藝人具有高度的集體榮譽感。傳承者在這個基本觀念下，更關注“非遺集體效益”，有著深刻的身份認同感與歸屬感，對“個人非遺感受”的觀照則相對被忽略。三位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非常在意自身行為給集體帶來的價值，在乎是否可以給集體帶來效益，是否可以使藝術得以延續，在乎所傳承的形式是否“對味兒”�；蛟S是因為傳承人無法真切地表達自己的個人體會，傳承人在傳承與傳播過程中忽略了藝術所帶來的激情感染，忽略了對其藝術功能的傳承，忽略了對其藝術形式之內藝術內在價值的傳承。在鏡頭的記錄下，項目的審美價值代替了其他價值。三位傳承者立志對其傳承項目進行推廣，擴大傳承項目的影響力與知名程度。因此，參與媒體的表演，也成為傳承者引以為傲的話題。在傳承人的認知中，傳承項目獲得媒體的推廣，是傳承人應該做出的努力。在訪談過程中，傳承人甚少談及個人非遺體驗、非遺內在價值等。傳承人對項目的發展，一致倡導在確立傳統舞蹈藝術風格的情況下，增加表演人數，擴大表演規模，甚至認為只要項目得到發展就是在傳承非遺。長槍短炮下的傳統非遺舞蹈藝術則逐漸更加注重形式，然而其本身具備的價值在逐步被削弱。從長遠角度來看，這看似是在傳承與發展非遺，實際上卻是在消費非遺。

在傳承人公民身份與藝術身份相混雜的情況下，在傳承人樸素的傳播思想與在對其進行大力傳播推廣的影響之下，河北省首批被確定為國家級的非遺舞蹈類項目呈現出有規律可循的傳播態勢。

藝術的境遇與傳播渠道

關于這三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民間舞蹈類項目，經報道人講述得知，在長久的演變中，其傳承與傳播的渠道演變出三種形式。

      民間自然傳衍——收徒

自然傳衍是指“以一種與民俗、民風相伴的特定的生活與表達感情的方式代代相傳”的傳承方式，是在耳濡目染浸透下產生的承襲，是項目本真性、功能性得以保留的最佳傳承方式。

以徐水舞獅為例。目前，北里村適齡的男性村民皆可舞獅的局面，得益于拜師學藝的傳承模式。王利忠在個體敘事中，提及他曾去往六個村落傳播徐水舞獅。徐水北里舞獅有“北獅之宗”的稱號，絕大部分北獅舞團均承自他及他的同輩舞獅傳人。

昌黎地秧歌的國家級傳承人秦夢雨收徒已有六科，徒弟們均登門拜訪，承襲技藝；井陘拉花的傳承人武新全注重家族傳承，在各個學校進行教學之余，將拉花傳承于家族男女子弟。

三個非遺項目中，在民間層面的傳承方式——收徒與拜師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傳授與承襲的行為。在民間層面的師徒傳承模式，不與當地村民的喜好相脫離，徒弟承師傅之藝，使得藝術得以延續，徒弟則借習得的技藝表達自身情感。

規訓層次傳承——進校園

三個非遺項目目前均已響應非遺進校園號召，進入校園群體中進行傳衍，成為非遺項目傳承的第二種渠道。非遺進入校園無疑是從教育層面確立了非遺項目的地位。然而如此卻使非遺失去了原有的傳承語境，改變了民間內部的傳承機制。這也使得傳承人不得不剝離出適合校園的傳承內容，將非遺項目以元素化的方式進行傳習。而對于接受者，所接受到的非遺訓練已然被解構。

沒有一成不變的非遺，但是當以民間藝人為主體進行非遺傳播時，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傳承人的傳承機制、傳承模式、傳承內容不受到打擾和破壞�！坝辛嗣袼孜幕�，傳承人的傳承還需要在當地的民俗生活圈中才可能延續和繼承所葆有的文化遺產�！北ＷC來自民間傳承人的傳承環境與習慣，是保證非遺舞蹈傳承不失藝術風格和功能價值的條件。非遺走進校園的同時，更需要承襲者以不同身份承襲民間文化藝術，使得非遺項目不失去原生語境，最大限度地保證接受者所接受的舞蹈項目具備基本的價值。

舞臺模式傳播——演出

“不論持怎樣的異議或責難，經歷風風雨雨、磕磕絆絆走到今天的中國，主導人們世界觀、價值觀和日常生活的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中國整個近現代化歷程所追求的以西方為標桿的都市文明及其消費主義�！比缃�，以舞臺為載體的演出傳播模式，成為河北省首批非遺最廣泛的傳播途徑。在消費主義與都市文明的驅動下，三個國家級非遺舞蹈類項目目前均有大小民間團體為做活計而四處商演。作為娛人的表演類藝術項目，其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商業演出的舞臺。在具有娛樂表演的商演價值外，仍有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需要得以宣傳和保留。這三個項目自審批以來就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還參加了如全國農民文藝匯演等表演性質的演出。同時，經職業舞者的編排，參加國家級的專業舞蹈比賽也不在少數。這些演出大多由職業演員參演，為突出傳承的標題，也有將傳承人請到專業舞蹈比賽的舞臺中一同參演的情況。這就是目前三個傳統舞蹈項目的第三個傳播渠道。

結語

本文一直嘗試探索在傳承人的個體記憶和當下的個人感受以及非遺當今的發展態勢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通過比較武新全、王利忠、秦夢雨三位老人的口述訪談，筆者試圖分析河北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三個傳統舞蹈類項目的發展態勢，并從中了解傳承人與非遺發展之間的聯系。

傳承人口述史的個體敘事，其記憶的保留根據當下自身的需求而存在。在訪談中，對來訪者的信任程度、訪談話題、訪談氛圍等諸多因素都影響著傳承人口述內容的真實程度。同時，傳承人的記憶隨著時代的更迭有所偏差，所以口述過程中所談及的內容并不代表這批非遺舞蹈類項目的全貌，不能將之一概而論。但是根據最終整理出的訪談結果，于內可以分析出在傳承人取舍后的思想，以及其思想對非遺舞蹈項目的影響；于外可以經口述訪談得知傳承人的境遇，以及在該境遇影響下藝術發展的情況。

傳承人自身對非遺項目有著極高的集體榮譽感，積極推進非遺項目的保護與傳承，激活其內驅力，讓多彩非遺煥發生機。此外，傳承人認為項目需要廣泛傳播，并不斷擴大影響力。因此，這批非遺舞蹈類項目活躍在各大舞臺上以及各大高校校園中。傳承人也因為要傳承與發展傳統非遺舞蹈類項目，各自收了徒弟。同時，也是因為傳承人“發展就是好的”的思想，使非遺長期展現在鏡頭下，使其審美價值逐漸代替了其他功用價值，被動地形成了消費非遺的跡象。

在未進入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名錄前，三位傳承人已經由于為非遺做出的貢獻獲得群眾的認可，進入名錄成為責任意義上的傳承人后，其藝術身份仍舊與公民身份交織，藝術境遇尚未獲得完全自主，傳承人在多數情況下并無藝術話語權，這使得傳承人的部分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所以藝術發展的態勢也并非傳承人能完全左右。

總之，通過對與河北省首批非遺舞蹈類項目的三位國家級傳承人的訪談可以發現，傳承人致力于傳播與擴大項目的影響力，增強民族文化自信。但是，在非遺藝術逐漸趨向鏡頭審美的趨勢下，究竟怎樣的境遇與思想是文化自信的表現，才是值得長期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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